正骨作为古代医学“十三科”之一的骨伤科，也是中国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想要中医文化立于世界之林，就总得有人在背后负重前行。肩负着发扬中医正骨文化历史使命的业精生杜氏正骨创始人杜林华先生，就一直致力于传承祖国医学，推动正骨疗法流芳百世。杜林华先生并非出身于正骨世家，接触中医学算得上是机缘巧合。在幼年时父亲因病住院，看到了世态炎凉，医生脸难看，事难办。由于医生工作疏忽，导致误诊，差点丢了性命，深深刺痛了幼年的杜林华。

自此之后，杜林华先生便立志走上学医从医、悬壶济世之路。怀着满腔济世救人的热血和悬梁刺股的决心，在那个大学生极为稀有的年代，杜林华先生一举考上了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中西医结合专业。在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学习中，他发现了大学里主张使用分子生物学的概念去引领中医中药学的发展，这反映了“西体中用”的教学问题，杜林华先生深感他们在这样的中医教学的体系之下是学不好中医的，因为学习中医讲究的是大量的临床医学，而不是依托实验室医学。

中医思想可以杂糅为“整体观念 辩症论治”八个字，它的诊断前提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要整体而治。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不可相互分离的，因为他们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也是相互影响的。人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整体观念包括人与环境存在统一性的思想，不能将自然与人体剥离开来。而辩症论治是指将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和性质，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但西医的治疗理念是分而治之，这样容易治标不治本。“西体中用”的教育理念直接导致了未来中医学者数量的匮乏，振兴中医的念头由此在杜林华先生心中埋下了种子。

在20世纪末端，当时享誉全国的正骨专家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赵颖主任了，他当时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康复科，因正骨技术疗效显著，在正骨患者中颇受推崇。赵颖医师自幼便师从于正骨名师赵广宽，继承了清末御用洪太医岐黄之术的衣钵。而后又跟着我国软组织外科学之父宣蛰人、中国解放军总医院康复科主任王福根进行深度学习，将古今中外的正骨疗法融会贯通，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成为了正骨的集大成者。1996年，杜林华先生拜于赵颖医师门下，得到了赵颖医师的真传，为此后开创正骨新疗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鸦片战争时期，传统中医文化受到西方医学的冲击，备受歧视，伤科医生更是被视为江湖下九流，中医骨伤科学也就此停滞不前。杜林华先生看到了积弊已久的中国医学体系，决定打破中医骨科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重塑国人对正骨疗法的信心，使得正骨疗法成为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正骨之道，虽以理法为先。然手法亦不可缺，手法即利器。”杜林华先生深知，只有将正骨手法摸索透彻，才能领悟到正骨的奥秘之处。在当时较为艰苦的医疗条件下，杜林华先生从其积累多年的临床医学经验中提取核心技术，潜心研究各类疾症，不分昼夜地博采中医正骨技法之长。心无旁骛、甘于寂寞地坐了十年的冷板凳，最终深得正骨疗法的精髓要领，研制出了一套杜氏特色系列中医外治疗法。这套疗法继承了传统正骨技术的优势，又去其糟粕，摆脱了传统正骨的搬、抬、拉、抻危险系数高，且不能精准复位的两大致命缺点，复位更安全更加精准，年龄层覆盖也更为全面。

深耕正骨多年后杜林华先生先后就任于四川大竹县红十字医院和重庆万盛区中医院康复科主任，在临床一线救治了大量患者。在大竹红十字医院就职期间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当时一个中年男性颈椎横断型半脱位，颈椎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支撑，随时可能高位截瘫，只能拿着八号铅丝托着才能正常呼吸，四处求医，很多医院都不敢冒风险接收，只有杜林华先生愿意为他医治，杜林华先生当时托着患者头上的铅丝，迅速地通过杜氏特色正骨疗法，治好了病人的颈椎，避免了患者高位截瘫的痛苦。这一案例如今依旧被当地传为佳话，也为中医骨科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杜氏特色系列中医外治疗法的出现，预示着杜林华先生在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上，推动着传统中医回归主流，为中医骨科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时代的新活力。中医文化在当下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未来必将有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杜林华先生也将依托业精生的正骨实力和医者精神向国人证明中医骨科疗法的博大精深和独属魅力，向海内外输出民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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